文/ 范繼良 新加坡宏威科技董事長

在剛過去的2013年，全球的光伏產業經歷了嚴峻的寒冬，在內需不足和外需受歐美反傾銷的雙重壓力下，我國的光伏企業的生存空間受到嚴重的壓縮，紛紛面對困難。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國務院于2013年7月發表了促進光伏市場發展的征求意見稿，大幅提升我國未來幾年的光伏安裝目標至共35GW。在政策的刺激下，全國隨即掀起一股光伏發電的熱潮，大家都忙于報項目，據不完全統計，至2013年底，計劃項目的規模已達120GW，是國家規劃的近四倍。假如要完成這些項目，資金的需求總量將近800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十二五期間國家每年投入建設高鐵系統的資金規模，而在法規和金融解決方案未完善的情況下，如何解決資金的瓶頸，使光伏發電可在市場化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人們共同面對的課題。在當期的情況下，銀行的態度保守，一般都要求項目母公司的100%擔保，這不單只增加了企業的風險——無法分割項目，同時也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因為每家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這使得光伏發電成為少數大企業的玩物，失去了全民參與新能源建設的社會意義。外國的經驗說明，光伏市場要健康發展，必須具備以項目現金流為基礎的獨立融資，并與母公司實現風險的分割。這就需要政策、法規、保險和銀行的配合。在本文，我們將參考我們在國外的經驗，為解決我國光伏建設的融資瓶頸展開討論。

? 外國的經驗與教訓

過去的十年，光伏發電在全球掀起了熱潮，全球超過100個國家推出了不同形式的光伏政策。有以長期固定電價為基礎的補貼制度（Fit-In-Tariff），有以再生能源券為基礎的補貼制度，除此之外，有針對初裝補貼的制度也有針對長期收益的制度。在計量上，有采用凈電表法的制度（Net Metering），也有采用全電表發的制度（Gross Metering）。不同的補貼制度在拉動光伏建設的過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也產生不同的問題。我們可以由外國的實踐中吸取經驗教訓，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設計出適合我國的光伏應用政策和金融解決方案。

德國

德國是光伏發電的老大哥，曾高占全球市場的60%，而推動德國市場發展的法案，為光伏發電提供20年的固定補貼價格，并以全電表法（Gross Metering）量度光伏發電量，為業主提供發電收款的依據。在這個制度下，政府設立的新能源機構向系統的業主提供20年的固定收購價格，由于太陽的年日照量穩定，發電量也穩定，銀行便可以以發電的預測現金流為貸款依據，做出長期融資安排。在解決了融資瓶頸后，德國的光伏市場規模躍居全球首位。在德國的補貼運作中，補貼的費用會平攤到每一度電中，由國民負擔。因此，當安裝量大幅上升后，電費中的新能源補貼征費便大幅增加，使得沒有安裝光伏發電系統的人們不單只享受不了補助，還要承擔更大的電費壓力，造成社會的矛盾。德國光伏政策的原本設計動機是為業主提供略高于國債收益的投資機會。但市場真正的起步是當項目的內部收益率達到6%以上時。2009-2012年間的光伏組件和系統價格急跌，在補貼電價未能及時調整的情形下，造成投資的內部收益率一度上升至13%，引來市場的井噴式增長。這種市場的無序增長所造成的供求失衡，促成中國光伏產業的大量擴產，間接引發2012-2013年的光伏寒冬。德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固定的電力收購價格結合20年的長期購電法案，為銀行融資提供了基礎條件，是可以借鑒的成功經驗，但不設上限的安裝量和由政府制定價格的滯后性，使得市場在成本快速下降時造成亢奮，使得安裝量暴增，最終又因為補貼的大幅下降而冷卻，造成光伏市場和產業的大波動。而超出預期的增長，也使電力消費者的補貼征費上升，造成社會矛盾。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發展光伏的方式因省而異，可以說是大雜燴。既有類似德國的補貼電價，也有以現金或再生能源券為基礎的初裝補貼。政策在不斷的修改，最后簡化為初裝時以再生能源券為基礎的補貼制度。然而，初裝補貼在世界許多地方的實踐都證明是失敗的，僅起到示范作用。由于補貼基本足以覆蓋安裝成本，業主對系統的質量要求不高，風險意識不足，造成許多劣質產品和系統充積市場，反而為產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澳大利亞的初裝新能源券的操作概念大致是政府向光伏系統的業主按規模一次性發出再生能源券STC，業主可通過市場將再生能源券出售并回收部分或全部的系統投資。STC的供應量由安裝量決定，是純市場行為。而STC的需求則由政府法規決定，由能源供應商等機構按一定的規則承擔，每年的需求基本固定。而政府更進一步通過不同規模系統的STC數目，去引導市場安裝特定規模的光伏系統。例如，澳大利亞的主流市場曾被1.5KW的小型系統占據，而政策的目標是光伏發電以滿足居民日間的用電為目標，不對電網造成輸出的壓力。然而，澳大利亞的這種創新也造成市場的大波動，在STC‘供應市場制’但‘需求計劃制’的情形下，STC的價格出現大幅度的波動，一度由法律上限的65澳元下跌到15澳元，使依靠STC作為收入的安裝公司大量倒閉，也使市場由亢奮變為沉寂。而STC的大幅波動，也不能作為安裝公司融資的依據，投資者也無法做出計劃。澳大利亞的經驗說明，不管以現金或能源券作為出裝補貼，都不利于建立高質量的發電系統。而以‘需求計劃制’結合‘供應市場制’的STC政策，被證明是不可行的。大幅波動的價格及價格的不確定性使澳洲的銀行拒絕參與到光伏應用中，造成資金的異常緊張。澳洲的安裝商主要依靠中國企業提供的貿易融資進行安裝，并換取STC及出售STC去支付賬款。STC價格的大波動使得澳洲的安裝商無法向中國企業支付賬款，最終導致中信保為澳洲的光伏建設付賬，為我國帶來損失。

除了澳大利亞，羅馬尼亞也是采用新能源券的國家，只是它的新能源券是和發電量掛鉤而非初裝量，但一樣是失敗的。銀行欠缺了可計算的穩定現金流作為融資依據，拒絕為光伏項目提供長期貸款。沒有了穩定的現金流保障，自然會推高風險，使投資者要求更高的回報，不利于光伏發電走向平價并網。

印度

印度可能是光伏發電成本最低的國家，除了印度人聰明能干外，和當地的光伏政策有很大關系。印度主要發展大的光伏電站，而政府采用配額制，并以電價投標的方式去競爭，中標者獲得政府提供的的長期購電合同，并以此結合項目保險作為融資的依據。在這樣的制度下，電站投資者變得對價格十分敏感，會想盡辦法去降低單位投資，使電力成本得以降低而取得合同。由于投資者依靠長期的發電收入去歸還銀行貸款，因此，對投資的成本和質量均有嚴格要求。同時也十分注意風險，因此，一般電站都有購買全風險的保險，以便發電量低于預期時可以索賠。在成本的壓力和保險的保護下，印度也是一個用于使用新技術的國家，有大量的薄膜光伏電站在印度興建。在投標政策的帶動下，印度電站的每瓦投資已低于1美元。印度的經驗說明，以投標電價為基礎的制度，有利于光伏發電成本的下降和新技術的引入，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物。

泰國

泰國采用的是購電合同的制度。政府的政策交由電網公司執行，購電合同包括基礎電價和補貼電價兩部分。而購電合同就成為銀行融資的依據。由于合同電價回報高，吸引了大量投資者去申請購電合同，同時出現了購電合同的炒賣市場，合同價格一度高達項目總投資的35%。這并不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利用。在世界其他地區，購電合同的開發成本一般只占總投資的5-10%。泰國用電網購電合同的方式成功啟動了銀行為光伏項目提供獨立的融資。而泰國也是全球第一個以基建基金方式將光伏電站證券化的國家，吸引市場游資投向光伏項目。在金融工具的支持下，泰國投資者正走出國門，到國外尋求光伏投資的機會。

美國

美國并沒有一套全國性的光伏補貼政策，對于電費高的州份和實施階梯電價的地區，光伏發電已具備在市場化條件下生存的條件。而一些電費較低的州份，則采用補貼電價的方式。美國大型光伏電站的建設主要依靠企業自身資金，并將建成的電站賣給稅務投資者。所謂稅務投資即是根據法律將稅款轉作投資的行為。美國政府于金融海嘯后以ITC（Investment Tax Credit）的方式鼓勵企業投資新能源。著名的投資者巴菲特于2012年便向第一太陽能收購光伏發電項目，巴菲特的名言是“光伏發電不能令你致富，但能令你保持富有。”

? 光伏發電的計量方式對融資的影響

光伏發電的計量方法主要分兩種。一種是德國采用的Gross Metering全電表法，另一種是美國、荷蘭等國采用的Net Metering凈電表法。不同的計量方法的目標是要配合政策制定者不同的政策目標。

Gross Metering 全電表法

在這種方式下，光伏系統的發電量用一個電表完全記錄，而用戶及控制系統的用電則用另一個電表計算。由于光伏發電的價格高于網電的賣價，因此，這種計量方法可以為光伏的投資者提供最大的得益，也便于銀行計算系統的發電收益從而提供融資。因為系統的輸出不受用戶的電力消耗影響，適合以發電賣電為政策出發點的光伏政策。

Net Metering 凈電表法

在這種方式下，光伏所發電力和用戶的用電量由同一個電表計算。電表只記錄發電量和用戶耗電量之差作為結算的基礎。而根據不同的政策，光伏系統多發的電，可轉換成電票，保存1-3年結算。這種方式使日間賣電、晚間買電，夏天賣電、冬天買電的模式得以存在，為用戶提供了節省電費的方法。但這種方法沒有可計算出的現金流，因此銀行無法提供以現金流收益為基礎的融資。只能提供以信用或資產擔保為基礎的融資。這種方式適合以自發自用為政策出發點的光伏政策。

對比發電賣電獲取補貼電價的光伏政策和自發自用的光伏政策，后者更公平和沒有窮人補貼富人的道德風險，但只能針對一般的家庭業主，不利于商業屋面的光伏項目融資。

? 解決光伏發電的金融技術問題

要全面解決光伏發電的金融問題，必須由政策、法規、保險和計量技術四方面入手，全面降低融資的風險至銀行可接受的程度。除此之外，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運作成本。德國以法案方式提供20年的固定補貼電價大大減低了行政成本，而澳洲以法案的方式去發STC也使行政簡單。假如連小系統都要和電網公司簽購電合同，在行政上就太復雜了。因此，法律的框架有助于節省光伏發電申請的行政成本，為降低光伏發電成本提供便利。在業權清晰的地面電站上，我國的業權保障和土地使用等都有完善的法規。但在屋面方面就欠缺相關的配套法律，使投資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參考外國的經驗，我國需制定法規，將屋面的業權和房屋分開，保障在屋面上安裝光伏系統投資者的財產安全，使分散式的光伏發電不單只滿足自發自用市場，也滿足專業光伏發電投資公司的需求。有效地分割業權，將有利于完整的項目產權，這對銀行融資十分重要。清晰完整的獨立屋面產權和補貼電價執行的法規是分散式發電的基礎建設。有效的行政法規將可大大降低光伏建設的行政成本。
光伏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社會資源的有效使用，同時也要考慮融資的可行性和對技術進步/成本下降的拉動。此外，就是要讓全民有參與的機會，而不是只淪為大企業的玩物。就我國而言，高日照地區和高能源需求地區不重疊，高日照地區集中在西部和內蒙，而高能源需求的地區則集中在東部和沿海地區，而電力價格也因地而異，這為制定一套單一的全國性政策造成困難。吸取外國的經驗教訓，我國的光伏政策應包括下列原素：1、總量政府定；2、當期價格由市場投標的中位數制定并按日照地區的分類分開投標；3、應同時允許自發自用和發電賣電模式的存在，因此，電表設計要滿足凈電表法和全電表法的計量方式；4、小系統采用法案的方式去保障長期收益和節省行政成本，以20年的固定價格作保障，大型電站則以國家統籌的購電合同作保障；5、投標成功者需繳付每瓦若干量的新能源保險基金，幫助我國建立類似德國ERGO的全風險光伏發電保險，增加資本的信心。在以上的構想下，用投標的方式并引用統計學方法去制定當期的20年固定電價有助于促進光伏成本和技術的進步，用兼容凈電表法和全電表法的計量系統有助于投資者根據自身需求選擇做電力消費者還是生產者，促進新能源經濟的發展。而政府控制總量則有助于防止市場的過冷過熱引發產業的波動，有利于可持續發展；采用法案的方式去固定規則，可減少小系統的投資者花費巨大成本于購電合同的制定上；不同日照量地區分開投標也更有利于合理回報的制定。而生產端全風險保險的引入，使投資者只需承擔項目銷售端也就是購電方的信用風險，假如購電方為電網并由國家擔保，那么實際上銷售端的風險就降低為國家風險了。因此，在生產端風險有保險公司全覆蓋下，銀行對于有購電合同保障的光伏電站和有購電法案保障的分散式小系統的看法將是“有可預測和可依靠的現金流項目”，項目融資的大門便會打開。而退休基金，社?；鸬茸非蟾叻€定性和低收益的資金也可投入光伏建設，使光伏應用面對的金融瓶頸得以打開。我期待我國的光伏應用可在全民參與下快速發展，為國家節能減排的事業作出貢獻。